第3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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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时,近臣有言当理财以纾国用者,言之颇悉。太祖曰:“天地生财以养民,故为君者,当以养民为务。天节浮费,薄税敛,犹恐伤人,况重为征敛,其谁不怨咨也。”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偫而能为国家者,太祖言:“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。庶人为一家之计,则积财于一家;人君为天下之主,当贮财于天下。岂可塞民之养,而阴夺其利乎?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、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,剥民取利,海内苦之;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,小人竞进,天下骚然。此可为戒。”言者愧悚。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。
洪武十四年七月,定文职散官之制,凡初入仕,任内未及初考而迁调改除升等者,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贬降者,皆得初授阶初考称职;任内已及初考,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,任内已升授未及再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,皆得升授阶。凡及两考而事迹显著者,皆得加授阶。
太祖尝谓诸行人曰:“凡为使臣,受命而出,四方之所瞻视,不可不谨。孔子曰:‘行已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’尔等当服膺是言。若纵情肆欲,假使命而作威福,虐害下人,为朝廷之辱矣。自今或捧制书,或奉命出使,或催督庶务,所在官吏淑慝,军民休戚,一一咨访。还日以闻,庶不负尔职也。”
太祖尝敕刑部臣曰:“帝王抚临百姓,皆欲其从化,至于刑罚,不得已而用之。故唐虞之法,罪疑惟轻,四凶之罪,止于流窜。今天下已安,法令已定,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,使民无犯,及有小过,或加以苛刻,朕甚悯焉。夫上有好生之德,则下有为善之心,改过者多,则轻生者少。自今惟十恶真犯者,决之如律,其余皆减死论。”
太祖尝谓四辅官王本等曰:“天道福善祸淫,不言而见。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,不德则降灾以警之。故天之于君,犹父之于子,子不善而父警之,安敢不惧?盖谨惧无违,犹虑有非常之灾。若恣肆不戒,岂能免当然之祸?朕与卿等皆当慎之。”
给事中有言:“国初启事东宫,惟东宫官属称臣,朝臣则否。盖尊无二上之意。”翰林编修吴沈等议曰:“东宫国之大本,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,臣子尊敬之礼,何得有异于是?”诸凡启事东宫者,称臣如故。
太祖谕部院诸臣曰:“朕观《书》以元首喻君,股肱喻臣。自古君臣本同一体,若君独用则臣职废,臣不任则君事劳。君臣之间,贵在一德一心,以共济天下。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,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,都察院为朕耳目,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,当思尽心赞辅,共成理道,以安生民。”
廉州巡检王德亨言:“家本阶州,界于西戎,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,愿得兵取其地,以归于朝。”太祖谓户部臣曰:“尽力求利,商贾之所为。开边启衅,帝王之深戒。今珍奇之产,中国岂无?朕悉闭绝之,恐此途一开,小人规利,劳民伤财,为害甚大。况控制边境,贵于安靖。苟用兵争利,扰攘不休,后虽悔之,不可追矣。此人但知趋利,不知有害,岂可听也!”
洪武十五年四月,诏天下通祀孔子。又赐学粮,增师生廪膳,应天府一千六百名,府一千名,州八百名,县六百名。师生月给廪膳米一石,教官俸如旧。
工部奏,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,请令民采办。太祖曰:“姑随所有用之,勿劳民也。”工部臣曰:“库藏所贮,恐不足用。且令采办以价给之,亦不伤民。”太祖曰:“青绿产于深山穷谷,民岂能自采?必待贩鬻而后得之。尔但知给以价直,不知有司急于取办,未免过于督责,而吏卒夤缘肆贪,所得之直,不偿所费。况货殖之人,乘时射利,高价以售。民受驱迫者,急于应办,转为借贷。其弊百端,为害滋甚,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!”
洪武时广平府王允道言:“磁州临水镇地产铁,元时于此置铁冶,岁收铁百余万,请仍置冶。”太祖曰:“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,不闻无遗利,且利不在官则在民,民得其利则利源通,而有益于官,官专其利则利源塞,而必损于民。今各冶铁数多,军需不乏,而民生业已定,若复设此,必重扰之。”因杖其人流海外。
太祖尝谓翰林学士宋讷曰:“朕每观《尚书》至敬授人时,尝叹敬天之事,后世中主犹能知之,敬民之事,则鲜有知者。盖彼自谓崇高,谓彼皆事我者,分所当然。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寝薄,所以然者,只为视民轻也。视民轻,则与己不相干,而泮涣离散不难矣。惟能知民与己相资,则必无漫视之弊。故曰‘可爱非君,可畏非民,众非元后,何戴后非,众罔与守邦’。古之帝王,视民何尝敢轻?故致天下长久者,以此而已。”
解州学正孙询讦税使曾必贵为胡惟庸党,又讦故元参政黎铭尝自称老豪杰,讪谤朝廷。太祖曰:“询不思以圣贤之道教人,而为告讦之事,岂儒者所为?”置不问。
洪武时,有以犯罪减死戍边者,多艰于衣食。太祖闻而怜之,悉命还家取赀用,定期而来。至是,五十三人先至。太祖曰:“彼愚民无知,故抵于法。今先期来归,是其畏法。良心不泯,庶几改过迁善矣。”特命宥其罪,与道里费,放还田里。
马后闻得元府库输其货宝至京师,问太祖曰:“得元府库何物?”太祖曰:“宝货耳。”后曰:“元有是宝,何以不能守而失之?盖货财非宝,抑帝王自有宝也。”太祖曰:“皇后之意,朕知之矣。但谓以得贤为宝耳。”后曰:“妾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至,时命顺则逸生。家国不同,其理无二。故世传技巧,为丧国斧斤,珠玉为荡心鸩毒,诚哉是言。但得贤才,朝夕启沃,共保天下,即大宝也。”
黄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宇器用为吏所告,按察司以闻。太祖曰:“原贞之情,非自私也。房宇器用之物,皆公家所需,贞若迁他官而去,必不以偕往。今乃罪之,是长猾吏告讦之风矣。”命贞复职,而械吏至京治之。
洪武时,有给事中劾各处巡按试佥事所上章奏,有不称臣及不书月日者,请逮问之。太祖曰:“此亦错误,其勿问。”
太祖尝谓侍臣曰:“人君不能无好尚,要当慎之。盖好功则贪名者进;好财则言利者进;好术则游谈者进;好谀则巧佞者进。夫偏于所好者,鲜有不累其心。故好功不如好德;好财不如好廉;好术不如好信;好谀不如好直。夫好得其正,未有不治;好失其正,未有不乱。所以不可不慎也。”
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。太祖览而恶之,曰:“刑罚之设,本以禁民为非,使之远罪耳,非以陷民也。汝张此密法,以罔无知之民,无乃用心大刻;夫竭泽而渔,害及鲲鲕;焚林而田,祸及麛鷇。巧密之法,百姓岂能免乎?非朕所以望汝也。”济大惭。
太祖谕廷臣曰:“谗人之能害国,犹稂莠之害苗。故善治田者,必去稂莠善;治国者,必去谗邪。稂莠始生似真,及其盛也,则苗不能胜矣;馋邪始言似忠,及其久也,则正人不能胜矣。谗邪胜正人,非国家美事。人君知其然,当力去之。不然则根柢日深,为害不浅矣。”
太祖闻大学士吴沈讲《周书》,“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”曰:“甚矣,国家不可有小人,有小人必败君子。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,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。国家不幸有小人,如人畜毒药,不急去之,必为身患。小人巧于悦上,忍于贼下。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,任其所为而不问,以为怨将在彼。譬如犬马伤人,人不怨畜犬马者乎!”又曰:“小人善于逢迎,彼知人主所乐为者,不顾非义,乃牵合傅会曰‘是不可不为’;如人主不乐为者,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,亦必牵合傅会曰‘是必不可为’。此诚国之贼也。”
太祖尝谓皇太子、诸王曰:“纯良之臣,国之宝也;残暴之臣,国之蠹也。自古纯良者为国造福,残暴者为国致殃。何谓纯良?处心公忠,临民岂弟,虽才有不逮者,亦不至于伤物。所谓日计不足,月计有余者也。何谓残暴?恣睢搏击,遇事风生,锻炼刑狱,掊克聚敛。虽若快意一时,而所伤甚多。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,光武褒卓茂而工业盛。此事甚明,可为深鉴。”。
太祖谓吏部臣曰:“近内外官员有以微罪罢免者,其中多明经老成练达政务,一旦废黜,不得展尽其才能,朕甚惜之。”于是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,悉起送京师,擢居显职。
洪武十七年二月,定诸司文移纸式。凡奏本纸高一尺三寸。一品、二品衙门,文移纸三等,皆高二尺五寸,长五尺为一等,四尺为一等,三尺为一等;案验纸二等,皆长二尺五寸,高一尺八寸为一等,二尺为一等。三品至五品衙门,文移纸高二尺,长二尺;案验纸高一尺八寸,长二尺五寸。六品、七品衙门,文移纸高一尺八寸,长二尺五寸;案验纸高一尺六寸,长二尺。八品、九品与未入流衙门,文移纸高一尺六寸,长二尺;案验纸高一尺四寸,长一尺八寸。不如式者罪之。
太祖尝谕侍臣曰:“天下无难治,惟君臣同心一德,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。唐虞三代之时,君臣同德,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。后世治不如古,君臣之间,两相猜忌,上下乖隔,情意不孚。君言善而臣违之,臣论是而君哄之,如此欲臻至治,胡可得也?朕今简用贤能,以任天下之政。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,同心一德,协于政治,以康济斯民,卿等勉之。”
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:“人有公私好恶不齐,故其言有邪有正。正言务规谏,邪言务谤谀。谤言近于忠,谀言近于爱。惟不惑于谤言,则德日聪而谗人自去;不眩于谀言,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。”又曰:“朕日总万几,所行得失,非从人言,何由以知?故广开言路,以来众言。言有善者则奖而用之,言之非实亦不之罪。惟谗佞面谀者,决不可容也。”
洪武十七年七月,敕内官勿预外事,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。太祖因谓侍臣曰:“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,绝党与之私,庶得朝廷清明,纪纲振肃。前代人君不鉴于此,纵宦寺与外臣交通,觇视动静,夤缘为奸,假窃威权,以乱国家,其为害非细故也。间有奋发欲去之者,势不得行,反受其祸,延及善类。汉唐之事,深可鉴也。夫仁者治于未乱,智者见于未形。朕为此举,所以戒未然耳。”
太祖尝谓待诏朱善等曰:“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,以天下之知识为知识则明。”又曰:“人之常情,多矜己能,好言人过。君子则不然,扬人之善,不矜己之善;贷人之过,不贷己之过。”又曰:“万事不可以耳目察,惟虚心以应之;万方不可以智力服,惟诚心以待之。”
太祖谓廷臣曰:“治天下者,不尽人之财,使人有余财;不尽人之力,使人有余力。斯二者,人皆知之。至于不尽人之情,使人得以适其情,人或未知也。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,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。盖求竭吾之所欲者,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,如此则人有不堪。于是求有所不得,禁有所不止。则下之奉上者,其情竭;而上之待下者,其情疏矣。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,不可得也。”
洪武时,命户部以山东盐召商中卖,仍听民买食。尚书郭桓言:“若从民买食,必亏课额。”太祖曰:“天之生财,本以养民,国家禁防,以制其欲息其争耳。苟便于民,何拘细利?求以利官,必致损民。宜从其便。”
太祖谓刑部臣曰:“刑者,人君用之以防民。君之于民,如天之于物。天之道,春生秋敛,而论天之德,则曰生;君之道,仁育义制,而论君之德,则曰仁。夫王良善御,岂在于策?周公善治,岂在于刑?所谓刑者,辅治之具,是以用之不可不详。故每令三审五覆,无非求其生而已。”
太祖谓侍臣曰:“责难之词,人所难受,明君受之为无难;谄谀之语,人所易从,昏主信之为易入。朕观唐虞君臣,赓歌责难之际,气象雍容。后世以谄谀相欢,如陈后主、江总辈,汗秽简策,贻笑千古。此诚可为戒。”
洪武十八年二月,太祖以当春久雨阴晦不解,间雪雹而雷,时气不和,皆人事有以致之。乃谕中外百司,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,条陈以进,下至编民卒伍,苟有所见,皆得尽言无讳。”
太祖谕兵部臣曰:“天下所以不治者,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。若使君德下流,民情上达,有不便利,即与更张,天下岂有不治?”
太祖御华盖殿,闻大学士朱善读《心箴》毕,谓之曰:“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,盖仁爱之心生,则忮害之心息;正直之心存,则邪谀之心消;羞恶之心形,则贪鄙之心绝;忠悫之心萌,则巧伪之心伏。故人常持此心,不为情欲所蔽,则至公无私,自无物我之累矣。”
太祖谓侍臣曰:“朕夙兴视朝,日高始退;至午复出,迨暮乃退。日间所决事务,恒默坐审思,有未当者,虽中夜不寐,筹虑停当,然后就寝。”侍臣对曰:“陛下励精图治,天下苍生之福,但圣体过劳。”太祖曰:“吾岂好劳而恶安?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。天命去留,人心向背,皆决于是。甚可畏也,安能暇逸?”
太祖览舆地图,侍臣有言“今天下一统,舆图之广,古所未有者”,太祖曰:“地广则教化难周,人众则抚摩难遍,此正当戒慎。天命人心,惟德是视。纣以天下而亡,汤以七十里而兴。所系在德,岂在地之大小哉?”
洪武时,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保留者,太祖赐手敕奖励,复职加赐衣弊。谓侍臣曰:“郡县之治,自守令始。朕向在民间,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,由吏者多奸而弄法。蠹政厉民,无所不至。遂致君德不宣,政事日坏。加以凶荒,弱者不能聊生,强者去而为盗,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。今县官能为吾抚循百姓,达吾爱养斯民之意,得其欢心,岂不深可嘉?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,使守令皆能抚民,天下何忧不治?赏而劝之,非滥恩也。”
太祖问近臣:“今天下百姓安否?”赞善刘三吾对曰:“赖陛下威德,四方无虞,民皆安乐。”太祖曰:“天下人民之众,岂能保其自安?朕为天下主,心常在民,惟恐其失所,故每加询问,未尝一日忘之。”三吾对曰:“圣心拳拳若此,恩德之及人者深矣。”太祖曰:“恩德亦非泛然,医如史扁,不施药石,疾不自瘳;匠如公输,不施绳墨,木不自正;君如尧舜,无纪纲法度之施,而但曰恩德,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。”
太祖谕侍臣曰:“保国之道,藏富于民。民富则亲,民贫则离,民之贫富,国家之存亡系焉。自昔昏主恣意奢欲,使百姓因乏,至于乱亡。朕思微时,兵荒饥馑,日食藜藿。今日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未尝一日忘于怀。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,饮食衣服皆有常供,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。”
太祖与侍臣论治道,曰:“治民犹治水,治水者顺其性,治民者顺其情。人情莫不好生恶死,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;莫不厌贫喜富,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;莫不好佚恶劳,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。若使之不以其时,用之不以其道,但抑之以威,迫之以力,强其所不欲,而求其服从,是犹激水过颡,终非其性也。”
太祖谓户部臣曰:“善理财者,不病民以利官,必生财以阜民。前代理财窃名之臣,皆罔知此道,谓生财裕国,惟事剥削蠹蚀,穷锱铢之利,生事要功。如桑弘羊之商贩,杨炎之两税。自谓能尽理财之术,殊不知得财有限,而伤民无穷。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,撙节用度,自有饶余。减省徭役,使农不废耕,女不废织;厚本抑末,使游惰皆尽力田亩。则为者疾,而食者寡,自然家给人足,积蓄富盛。尔户部正当究心,毋为聚敛,以伤国体。”
太祖谓户部曰:“古先哲王之时,其民有四:曰士农工商,皆专其业,所以国无游民,人安物阜,而致治雍熙也。朕有天下,务俾农尽力畎亩,土笃于仁义,商贾以通有无,工技专于艺业。所以然者,盖欲各安其生也。然农或怠于耕作,士或隳于修行,工贾或流于游惰,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?抑污染胡俗,尚未革欤?然则民食何由而足,教化何由而兴也?尔户部即榜谕天下,其令四民,务在各守本业。医卜者,土著不得远游,凡出入作息,乡邻必互知之。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,皆迁之远方。”
吏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。太祖谕之曰:“事君之道,惟尽忠不欺;治民之道,惟至公无蔽。凡一郡一邑之民,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,有狱讼冤抑者,有贤才不举者,有豪猾蠹民者。汝等到任,能不为私欲所蔽,人言所惑,则方寸自明,而诸蔽可息。一牵于私欲,而惑于人言,则宜然如坐暗室,饥寒者无由获济,冤抑者无由伸理,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,则为废职矣。古人有言,人始入官,如入暗室,久而乃明,明乃治。汝等切记之,毋为人蔽惑也。”
丽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陈公望不遂,诣阙诬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乱。太祖命锦衣千户周原往捕之。知县倪孟贤审其妄,谓寮属曰:“朝廷命孟贤令是邑,惟欲抚辑斯民,安于田里。今使良善者受恶逆之名,岂朝廷命孟贤意哉?”卒具疏白公望等冤,而论妄告者罪。”
洪武间,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,郡县礼送京师。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:“古之老者,虽不任以政,至于咨询谋谟,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,达于人情,周于物理,有可资者。”居贞对曰:“人至六十,精力衰耗,则不能胜事,请六十以上者不遣。”太祖曰:“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,士有耆年,便置不问,岂知老成古人所重。文王用吕尚而兴,穆公不听蹇叔而败,伏生虽老,犹足传经,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?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,当置翰林院,以备顾问;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,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。”
太祖览《宋史》,见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,顾谓侍臣曰:“人君以四海为家,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,何有公私之别?太宗宋之贤君,亦复如此!他如汉灵帝之西园,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,不必深责也。宋自乾德、开宝以来,有司计度支所缺者,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,俟课赋有余则偿之。凡有司用度,乃国家经费,何以贷为?缺而许贷,贷而复偿,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。及内藏既盈,乃以牙签别其名物,参验帐籍,晚年出签示真宗曰:‘善保此足矣。’诒谋如此,何足为训?《书》曰:‘慎厥终,惟其始。’太宗首开私财之端。及其后世,困于兵革,三司财帛耗竭,而内藏积而不发。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,便以为能行其所难,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。”
洪武中,湖广都司请运施州、崇山、大庸、五开、黄平、平越等卫军食。太祖览奏,顾谓户部臣曰:“崇山、大庸屯种岁久,何得乏食?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,但知需食有司,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。惟施州从其请,五开等卫但令军士屯田自食。”
洪武初,天下官民有犯者,俱命属之法司。其有重罪逮至京者,或令收系锦衣卫,审其情辞,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。太祖闻之,怒曰:“讯鞫者,法司事也。凡负重罪来者,或今锦衣卫审之,欲先得其情耳,岂令其锻炼也?而乃非法如是!”命取其刑具,悉焚之,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。”
洪武二十年春,郊祀礼成,天气清明,圣情悦豫。侍臣进曰:“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。”太祖曰:“所谓敬天者,不独严而有礼,当有其实。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,为君者欲求事天,必先恤民。恤民者,事天之实也。即如国家命任守令之事,若不能福民,则是弃君之命,不敬孰大焉。”
洪武中,有老校丁成者,言河南旧有银矿,采之可资国用。太祖谓侍臣曰:“君子好义,小人好利。好义者以利民为心,好利者以戕民为务。故凡言利之人,皆戕民之贼也。朕尝闻,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,其初岁额犹足取办,经久民力消耗,一州之人卒受其害。盖土地所产有时,而穷民岁课成额,征取无已。有司贪为己功,而不以言。朝廷纵有恤民之心,而不能知,此可以为戒,岂宜效之?”
国初,两浙富民畏避徭役,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,谓之铁脚诡寄,久之相习成风。乡里欺州县,州县欺府,奸弊百出,谓之通天诡寄。太祖素知其弊,及即位,乃遣国子生往各处,集里甲耆民,躬履田亩,以量度之。图其田之方圆,次其字号,书其主名,及田丈尺四至,类编为册。以所绘若鱼鳞然,故号鱼鳞图册。
太祖尝命儒臣书《洪范》,揭于御座之右,因自为注。谓赞善刘三吾曰:“朕观《洪范》一篇,帝王为治之道也,所以叙彝伦,立皇极,保万民,叙四时,成百谷。本于天道,而验于人事。箕子为武王陈之,武王犹自谦曰:‘五帝之道,我未能焉。’朕每为惕然。遂疏其旨,朝夕省览。”
太祖闻侍臣进讲有“论人之善恶感召有不得其平”者,因谓之曰:“为恶或免于祸,然理无可为之恶;为善或未蒙福,然理无不可为之善。人惟修其在己者,祸福之来则听于天。彼为善而无福,为恶而无祸者,特时有未至耳。”
太祖曾谕兵部臣曰:“军士月米,仅可充食。身亡之后,即罢给。或父母老无所依,或儿女幼无所赖,将何以自存?困而不恤者不仁,劳而不报者不义。军士皆尝效力于国,岂可忘之?尔兵部悉阅军卫,凡军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依者,并优之,母令失所。”
太祖尝谓礼部臣曰:“尚爵所以教敬,事长所以教顺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世,莫不以齿为尚,而养老之礼未尝废。是以人兴于孝弟,风俗淳厚,治道隆平。朕诏天下,行养老之礼。凡民年八十以上,乡党称善,贫无产业者,月给米五斗、酒三斗、肉五斤;九十以上,岁加帛一匹,绵一斤。若有田产能自瞻者,止给酒肉絮帛。”
●卷五
守太宁都督佥事商皓言:“见储粮粟,大宁三十一万石;松亭关五十八万石;会州二十五万石,足供数年边用。”太祖谓左右曰:“守边之计,足食为先。今皓言储粮足用,边郡之民可免挽运之劳矣。”
太祖谓侍臣曰:“人亦岂能无好?但在好所当好耳。如人主好贤,则在位无不肖之人;好直,则左右无谄佞之士。如此则国无不治。苟好所不当好,则正直疏而邪佞进。欲国不乱,难矣。故嗜好之间,治乱所由生也。”
洪武二十年八月,诏民年二十以上者,不许落发为僧,二十以下请度牒者,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,考其廉洁无过者,始度为僧。
太祖尝因论兵政谓诸将曰:“国家用兵,犹医之用药。药以治疾,不以无疾而服药。国家未宁,用兵以勘定祸乱。及四方承平,只宜修甲兵,练士卒,使常有备。盖兵能弭乱,亦能召乱。若恃其富强,喜功生事,结怨起衅,适足以召乱耳。正犹医家妄以暝眩之药,强进无病之人,纵不残体殒命,亦伤元气。故为国者,但当常讲武事,不可穷兵黩武。”
国朝之制,每卫设指挥使一人,指挥同知二人,指挥佥事二人。又设前后中左右千户所,以分领士卒。后指挥不肯入署理事,遇有责成,互相推避。洪武二十年,始命指挥使掌印,同知、佥事各领一所士卒。有武艺不训练,器械不坚利者,皆责所领之官。”
太祖尝谕吏部臣曰:“为国任人为本。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,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。奸者必惩,庶不废法。宥过而用,则无弃人。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以簿书之过,谪戍云南,近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者,夫长民者能爱民,虽有过,可用也。”召复其官。
御史凌汉鞫狱平恕,人有德汉者遇诸途,邀汉饮,厚报以金。汉告曰:“子罪当尔,非我私子。酒可饮,而金不可受。”固拒之。太祖廉得其事,擢汉副都御史。
洪武二十年,青州旱蝗,民饥。有司不以闻,有使者奏之。太祖谓户部臣曰:“代天理民者君也,代君养民者守令也。今使者言青州民饥,而守臣不以闻,是岂有爱民之心哉!其亟遣人往赈之,就逮治其官吏。”
洪武时,严交通外夷之禁。永嘉民有买暹罗使臣沉香等物者,为里人所讦,按察官论当弃市。太祖曰:“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,因其经过,与之贸易。此常情耳,非交通外夷比也。”释之。
洪武间,令天下都司卫所轮班赴京较试武艺,其射牌高大与人齐,射三百步外。乃后的在百步内,而牌高至二丈余。嘉靖中,言者言:“射的高大如此,天下岂有二三丈之虏哉?”可发一笑。
太祖一日召试官陈宗顺等至武英门赐食,谕之曰:“今日观《列子》邻子窃铁之事,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。信心常出于忠厚;疑心必起于偏私。夫信其所好,疑其所恶,乃人之常情,是不可不察也。君之于臣,好而信之,谗言虽至而不入;恶而疑之,毁谤不召而自来。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,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。其或反乎公道,而不得好恶之正,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。”因给纸笔,今诸儒著《信论》。
太祖谓侍臣曰:“朕昨观史,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。盖国有谗佞,忠贤之害也。贤者之事君必以正,初若落落难合,终实有益。谗佞之人憸巧,善承人主之意,人主不察,多为其所惑,始若无害,终实可畏。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!是以人君图治,须保贤哲而去谗佞。”
洪武时,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者,刑部请罪之。太阻曰:“兄弟骨肉至亲,岂有告讦之理?此因一时愚昧,或私妻子,争长竞短,怒气相加,遂至此耳。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,姑系之狱。待其忿息,善心复萌,必将自悔。”明日,二人果哀求改过。遂释之,合好如初。
洪武二十一年,敕刑部都察院,凡罪人当籍其家者,如谋叛、奸党、造伪钞之属,则没其赀产丁口。余者止收赀产而不孥,仍以农器耕牛还之,俾为衣食之本。
太祖谓户部臣曰:“曩者山东岁歉民饥,盖素无蓄积以备不虞故也。今岁山东夏麦甚丰,秋稼亦茂,尔户部可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府州县预备粮储。如一县则于境内定为四所,于居民丛集之处置仓,榜示民家,有余粟愿易钞者,许运赴仓交纳,依时价偿其直。官储粟而扃钥之,就令命富民守视。若遇凶岁,则开仓赈给,庶几民无饥饿之患。”
太祖念军士艰苦,为将领者不知爱恤,乃述始终之际,艰难之故,与夫抚绥爱养之道,通上下之志,达彼此之情,直说其辞为护身敕,颁示将士。
太祖谓兵部臣曰:“曩因武臣有违法厉军者,朕尝著《大诰》昭示训戒,格其非心,开其善道。今思其子孙世袭其职,若不知教,他日承袭,抚驭军士,或蹈覆辄,必至害军。不治则法不行,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。盖导人以善行,如示之以大路;训人以善言,如济之以舟楫。尔兵部其申谕之,俾咸诵习遵守。”
太祖谓五军都督府臣曰:“养兵而不病于农者,莫若屯田。今海宇宁谧,边境无虞,若使兵但坐食于农,农必受弊,非长治久安之术。其令天下卫所,督兵屯种,庶几兵农合一,国用以舒。”
太祖尝与侍臣论守成之道,曰:“人常虑危,乃不陷危;常虑患,乃不及患。车行险峻而仆于平地者,慎于难而忽于易也。保天下亦如御车,虽治平何可不慎!”
洪武间,儒士有起自田间而骤至峻擢者,或言非爱爵之意,太祖曰:“朝廷爵禄所以待士,彼有卓越之才,岂可限以资格?朕但期得贤,爵非所吝。若曰起自田间不当骤用,如伊尹在莘野,孔明在隆中,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,遂至建功立业,何尝拘以官职。”
太祖尝谓吏部侍郎侯庸曰:“人之成才至难,自非圣贤,鲜有无过者。若有过能改,则志于善矣,可以录用。比岁受禄之人及民间子弟,久居学校,教养有成。或因小过罢黜者,悉许自新,仍录用之。”
太祖尝与兵部尚书沈溍言:“兴治之道,当进君子退小人。”溍对言:“君子小人,猝未易识。”太祖曰:“独行之士,不随流俗,正直之节,必异庸常。譬如良玉委于污泥,其色不变;君子杂于众人,德操自异。何难识也?”
给事中有荐士堪牧民者,曰:“其人才高年少,勇于敢为。”太祖曰:“才高者多过中,勇敢者少循理,遽使牧民,未见其可。夫素操刀者,乃可使割;善制锦者,乃可使裁。素未学而遽使入政,可乎?后生少年,未尝历练,恃才轻忽,用其血气之勇,鲜有不生事扰民者。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,变化气质。俟学成用之。”
太祖谓兵部尚书茹常等曰:“朕虚心待人,汝等当思尽言,不宜容默。天下之事,一人虑之不足,众人计之有余。苟惟依阿承顺,无所建明,非有利于天下也。”
太祖尝令诸犯法者输粟北边以自赎。因谓学士刘三吾者:“善为国者,惟以生道树德,不以刑杀立威。”
太祖见朝阳门外有隙地,因命种桐、棕、漆树五十余万株。岁收桐油棕漆,以资工用,省民间供应。
太祖谓侍臣曰:“朕尝命发库藏中古镜十余,以鉴容貌多失真。召工人问之,言:‘模范不正,故镜体偏邪,照人失真’。朕闻之,惕然感悟。夫镜一物耳,略有偏邪则不可鉴形。人君主宰天下,辨别邪正,审察是非,皆原于心,心有不正,百度乖矣。正心之功,岂可忽乎!”
太祖尝谕太子、诸王曰:“人君有天下者,当法天之德。天之德刚健中正,故运行不息。人君体天之德,孜孜不倦,则庶事日修。若怠惰侈肆,则政衰教弛。亏损天德,而欲常保天位者,未之有也。”
国初,官员到任多无马,或假借于人,或乘驴。太祖谕兵部曰:“礼莫大于别贵贱、明等威,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,府州县官,民之师帅,闻多乘驴出入,甚乖治体。其令官为市马,布政司、按察司二十疋,府减其半,州县又减府之半。一马率十户饲之,岁终则更其役。”
洪武二十四年,定文武官员封赠例,一品封赠三代,二品三品二代,四品至七品一代。又因宋制,母以子贵,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赠。
太祖谓六部臣曰:“天下事体,皆有至当之理。但人识见不同,决断之顷,各执一偏,故难尽善。惟揆之于理,则无此弊。自今凡有政令,必会官详议,所论佥可,然后施行。欲事皆善,必当如此。卿等其各尽乃心,母阿比以为同,母矫讦以为异,久执厥中,以副朕所托。”后之会议始此。
洪武二十四年敕令:“各府州县寺观虽多,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,并而居之,勿杂处于外,与民相混,违者治以重罪。亲故相隐者流,愿还俗者听。”
洪武间,令郡县官朔望诣学谒先圣,然后升堂,师生叙揖。学官侍坐,诸生东西立,比次讲说经史。考课既已,学官率诸生送出学门退。
洪武间,既定公服之制,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见辞谢恩则服之,遇雨雪则易便服,今不然矣。
太祖谓大理卿周志清曰:“大理之职,即古之廷尉。历代任斯职者,独汉称张释之、于定国,唐称戴胃,盖由其处心公正,议法平恕,狱以无冤,故流芳后世。今命尔为大理卿,当推情定法,毋为深文,务求明允,使刑必当罪,庶几可方古人,不负朕命也。”
洪武二十四年七月,命刑部侍郎李似初、都察院佥都御史张构与阁门使、观察使同侍班,以备顾问。百司奏事有阙遗者,随事规正。
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:“善与恶异趋,廉者必不同贪,公者必不济私。然恶或诬善,事虽可白,不免受辱,宜严禁之。继今犯法者,不许诬引良善。违者,所诬虽轻,亦坐以重罪。”
太祖谕群臣曰:“构大厦者,必资于众工;治天下者,必赖于群才。然人之才有长短,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。善攻木者,不能攻石;善斫轮者,不能为舟。若任人之际,量能授官,则无不可用之才矣。卿等宜为朕广求贤才,以充任使,毋求备于一人可也。”
太祖谓侍臣:“凡人有善,不可自矜,自矜则善日削;有不善,不可自恕,自恕则恶日滋。”
洪武中,都御史袁泰言:“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,缄口不言时政,昌龄等非不能言,但心怀谲诈,不肯言耳。使在位皆效其不言,于国政何补?”太祖曰:“人臣进言于君,必有关于国之利病,民之休戚,亦岂得容易?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,此何异腹诽之法?”
太祖尝谕五府臣曰:“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,咸获稼穑之利,其令在屯军士,人树桑枣百株,柿栗胡桃之类,随地所宜植之,亦足以备岁歉之不给。”
洪武二十五年,诏:“自今凡传制遣使持节等仪,皆由东阶出入,无得径由中道。”
洪武间,镇南卫卒造官船,擅伐民树木为楼橹,民诉之。太祖曰:“辇毂之下尚如此,其他可知。”命斩其为首者一人示众,余杖之,谪戍甘肃。
洪武时,佥都御史凌汉、大理寺丞曹瑾、应天府尹高守礼、府丞冯克昭祭先师孑卜子,既迎神而后入班,为御史鲁德所劾。太祖曰:“祭祀不谨固当罪,然既与祭,但后时耳,姑识之。”
洪武间,兖州曹县主簿刘郁,因事逮系,耆民杨德等诣阙言其廉勤爱民。太祖喜曰:“为政不难,得民心为难。主簿有善政及民,故民爱之。”即命复其官,因谓廷臣曰:“自古人君所患者,惟忧泽不下流,情不上达。今民以主簿之贤,来言于朕,朕宥之,仍与治其民,上下之情,无所壅蔽矣。”
镇国公傅友德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园。太祖曰:“尔贵为上公,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,独不闻公仪休事耶?”友德惭而退。
洪武二十五年三月,罢民间岁输马草。凡军官之马,令自刍牧,各卫军士马匹,则令管马指挥千百户务择水草丰茂之所,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营牧养。
太祖与侍臣论治道,曰:“为治之道有缓急,治乱民不可急,急之则益乱;抚治民不可扰,扰之则不抬。故烹鲜之言虽小,可以喻大;治绳之说虽浅,可以喻深。”
太祖尝谓廷臣曰:“四民之中,士最为贵,农最为劳。士之最贵者何?读圣贤之书,明圣贤之道,出为君用,坐享天禄。农之最劳者何?当春之时,鸡鸣而起,驱牛秉耒而耕,及苗既种,又须耘耨,炎天赤日,形体憔悴,及至秋成,输官之外,所余能几?一或水旱虫蝗,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。今居官者,不念吾民之艰,至有剥刻而虐害之,无仁心甚矣。”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官大小官晶,岁给俸米之数,以米计其用谷之数。又计田亩出谷之数,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,至编成,赐名曰《醒贪简要录》,颁示中外,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。
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,北平行都司奏: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种所收谷麦,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。夫都司所收军饷且如此,何今之不然也?
国初,士人因过罢黜者,不得举荐。安庆府知事周昌以为言。太祖谓吏部臣曰:“良工琢玉,不弃小玼,朝廷用人,必赦小过。故改过迁善,圣人与之,弃短录长,人君务焉。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,则天下无全人矣。昌言诚是。其令有司,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,如其才德果优,并听举用。”
洪武二十五年,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,以军马粮储之数,及关隘要冲、山川险易、道里远近,悉绘图以闻。
国初,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为僧,游食四方,无以验其真伪。于是命僧录寺造《周知文册》,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,以次编之,其年甲、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,俱载于僧名之下。既成,颁示天下僧寺,凡游方行脚至者,以册验之,其不同者,许获送有司,械至京,治重罪。容隐者罪如之。
刑部尚书赵靖逮一武官,将鞫之,门卒检其身,得大珠一颗,持以献。僚属方骇愕,靖徐曰:“安有许大珠!此伪物。”命槌碎之,始以上闻,太祖嘉叹。
洪武间,湖广孝感县言民饥,请发预备仓粮以贷之者。太祖谓户部臣曰:“朕尝捐内帑之资,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,正欲备荒歉以济急民也。若岁荒民饥,必候奏请,道途往返,民之饥死者多矣。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,自今凡遇岁饥,则先发仓廪以贷民,然后奏闻,著为令。”
洪武二十六年秋,选秀才张宗濬等,俾随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,进说民间利害、田里稼穑等事,间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材艺诸故事,日以为常。”
洪武二十七年,诏僧道不许奔走外方题疏强求人财,有于崇山深谷修禅学真者,止许一二人,三四人者勿听。仍毋得创庵堂,有妻妾者,许诸人捶逐,相容隐者罪之。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,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。
太祖因退朝,谓学士刘三吾曰:“朕历年久而益惧者,恐为治之心懈也。懈心一生,百事皆废,生民休戚系焉。故日慎一日,惟恐弗及。如是而治,效犹未臻,甚矣为治之难也。自昔先王之治,必本于爱民,然爱民而无实心,则民必不蒙其泽。民不蒙其泽,则众心离于下,积怨聚于上,国欲不危,难矣。朕每思此,为之惕然。”
太祖谓侍臣曰:“人主聪明,不可使有壅蔽,一有壅蔽,则耳目聋瞽,天下之事,俱无所达矣。”学士刘三吾曰:“人君惟博采众论,任用贤能,则视听广,而聪明无所蔽。若信任憸邪,隔绝贤路,则视听偏,而聪明为所蔽矣。”太祖曰:“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,则是非无隐,而贤否自见。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,外蔽于权奸,以养成安史之乱。及京师失守,仓皇出幸,虽田夫野老,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。玄宗虽恍然悔悟,亦已晚矣。夫以田夫野老皆知,而玄宗不知,其蔽于聪明甚矣。使其能广视听,任用贤能,不为邪佞所惑,则乱何从生哉?”
太祖谓侍臣曰:“毁誉之言,不可不辨也。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,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,夫毁者未必真不贤,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,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。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,则诬谤之言可息,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。知其誉者果然不肖,则偏陂之私可绝,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。问君子于小人,小人未必能知,君子鲜有不为所毁;问小人于小人,其朋党阿私,则所誉者必多矣。惟君子则处心公正,然后能得毁誉之正。故取人为难。而知言为尤难也。”
太祖尝念民艰,恐饥荒无措,令工部谕民,但有隙地,皆种植桑枣及绵花,率蠲其税,仍岁终具数以闻。
太祖谓唐铎曰:“帝王之于天下,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,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。朕思前代乱亡,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所致。天之爱民,故立之君以治之,君能安妥生民,则可以保兹天眷。卿与朕共事久,凡朕之事天,子民有弗至者,卿即以为言,使知所警,勿谓己安不以为意也。”
太祖尝谕宋国公冯胜曰:“朕命卿子出镇西鄙,近以家人不从所役来言,朕察言观色,良由不得其所故耳。然小人略无怨言,诚可爱惜。自今以后,所从役者,使得从容足衣食,俾无窘迫,自然效力无怨咨,则家道昌矣。”
太祖谓侍臣曰:“昔楚庄王谋事而当,群臣莫能逮,朝而有忧色;魏武侯谋事而当,群臣莫能逮,朝而有喜色。夫一喜一忧,得失判焉。以此见武侯不如楚庄也。夫喜者矜其所长则志满,志满则骄,骄则淫泆,败日至矣。忧其不足者则志下,志下必能虚心以爱人,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?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,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。以此观之,人君当逊志以纳善,人臣当直道以事君,君臣各尽其道,则事无不济矣。”
洪武间,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,割胁食之,不愈,乃祷于神,如愈,请杀子以祀,母果愈,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。有司以闻,太祖大怒曰:“父子天伦,百姓无知,乃杀其子,灭绝伦理。”遂捕伯儿,杖之百,谪海南。仍令,自今割股卧冰者,不在旌表之例。
撒马儿罕国有杯,光明洞彻,照之可知世事,号曰“照世杯”。
太祖定正书传,诏诸儒臣钱宰等至,开扃翰林院,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。因谓之曰:“朕观天象,自洪武初有黑气凝奎壁间,奎壁乃文章之府,朕甚异焉。今年春暮,黑气始销,文运当兴。尔等宜考古正今,有所著述,以称朕意。”时礼遇诸儒甚厚,各赐以绮缯衣被等物,又御制诗,命次韵和之。朝参则班于侍卫之前,宴享则次坐殿中,时酒楼初成,又赐钞,宴其上。
洪武二十七年,敕天下卫所屯田将士,以时耕作,毋怠其事。每岁秋后,遣人上数京师。
洪武间,有司有刚直有为廉洁自守被诬逮者,得伸理后,往往赐衣钞诸物,或赐宴,或升秩。如沐阳知县周质升山东参政,衡山主簿纪惟正升陕西参议,潞州知州刘士源升陕西参政。诸如此类,不可胜纪。
国朝最重门禁,洪武间,太祖自定法令,凡守卫皇城四门,自指挥至军士,各依其伍,全队上直,不得使人代替。如一所数缺,则以别所全队易之,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补数,违者处重刑,有告言者赏。不依原伍因而纵令,在卫者指挥以下杖一百,各递降调边卫,受贿者治重罪。军土当直,有死丧疾病嫁娶生产诸事者,准所告。父母病,无丁男者,许侍疾,不限月日。妻病无男女者,亦如之。亲戚庆吊,不出百里外者,许给假,留难及不实者,治以罪。若本身暴疾,不准所告,致病甚者,本管官治以罪。其力弱,子侄愿代者,听。凡上直各守本门,不许从别门往来,违者执获,虽国戚,亦闻奏区处,执获者赏。凡朝参,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,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入,不许搀越。凡内官内使火者,出须比对铜符,无符辄放行者,守门官军治重罪。有公差带金银假疋出者,凭勘合照验,仍明白附写往某处公干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,回日照对,有不同者,即时闻奏。工匠人等出门有夹带钞物者,许执奏。惟官民军人有事入奏,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,违者坐罪。
上元典史隋吉言:“农民中有一文一妇者,当耕种时,或不幸夫病,而妇给汤药,农务既废,田亦随荒。及病且愈,则时已过矣。上无以供国赋,下无以养室家。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,每遇农时有疾病,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,庶田不荒芜,民无饥窘。”太祖善其言,谕户部臣曰:“古者风俗淳厚,民相亲睦,贫穷患难,亲戚相救,婚姻死丧,邻保相助。近世教化不行,风俗颓敝,乡邻亲戚,不相周恤。甚者,强陵弱,众暴寡,富吞贫,大失忠厚之道。朕今置民百户为里,一里之间,有贫有富,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,富者助财,贫者助力,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?又如春秋耕获之时,一家无力,百家贷之,推此以往,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?尔户部以此意谕民知之。”
洪武二十八年,以侵暴屯卒诛东胜卫百户吴信,因遣使谕边将曰:“昔汉赵充国征讨西羌,所用刍粮,未尝仰给朝廷,由其劝课,抚绥有道,遂成大功。朕因中原之民艰于供给,故缘边列卫,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。柰何将校不能抚绥,又困扰之,如东胜百户吴信,不恤士卒,侵其赏赐,贪淫无厌。使守边者皆如信,田土何得而治,粮食何得而充?今遣人往谕,尔等其恪遵朕言,毋如吴信也。”
洪武二十八年,太祖敕谕文武群臣曰:“朕自起兵至今,四十余年,亲理天下庶务,人情善恶真伪,无不涉历。其中,奸顽刁诈之徒,情犯深重,灼然无疑者,特令法外加刑,意且使人知所警惧,不敢轻易犯法。然此特权时处置,顿挫奸顽,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。以后嗣君统理天下,止守律与《大诰》,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。盖嗣君宫中生长,人情善恶未能周知,恐一时所施不当,误伤善良,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,文武群臣,即时劾奏,处以重刑。”又曰:“自古三公论道,六卿分职,自秦始置丞相,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,虽有贤相,然其间所用者,多有小人专权乱政。我朝罢丞相,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,分理天下庶务,彼此颉颃不敢相压,事皆朝廷总之,所以稳当。以后嗣君,并不许立丞相,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,文武群臣,即时劾奏,处以重刑。”又曰:“皇亲国戚有犯,在嗣君自决,惟谋逆不赦,余犯轻者,与在京诸亲会议,重者,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,皆取自上裁。其所犯之家,止许法司举奏,并不许擅自逮问。”